阶级冲突是电影史上最为持久且具穿透力的母题之一。它跨越地域、时代与流派，始终与社会结构的变革、政治意识的觉醒、个体命运的流转密不可分。六部代表性的影片，以各自独特的文化语境、影像语言和叙事策略，将阶级矛盾推至银幕前沿，引发观众对于社会结构的持续追问。
最早以高度风格化方式探讨阶级冲突的，莫过于德国表现主义时期的《大都会 Metropolis (1927)》。这部影片以未来都市为舞台，将劳工阶级与统治精英的对立推向极致。导演弗里茨·朗用极具象征性的建筑景观和机械化群像，塑造出一个分层社会的视觉隐喻。影片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对现代工业社会不平等的预言，更体现在对“和解”幻象的反思。它的美学影响深远，成为后世处理阶级主题时常常借鉴的视觉范本。
到了战后意大利，《偷自行车的人 Ladri di biciclette (1948)》以新现实主义风格，展现小人物在社会底层的生存挣扎。与《大都会 Metropolis (1927)》宏大寓言截然不同，这部影片将阶级矛盾还原为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节。导演德西卡舍弃了舞台式布景，选择真实街道与非职业演员，让阶级冲突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体验。片中父子之间的情感与尊严，在经济困境下逐渐消解，令观众体会到阶级结构如何渗透进每一个家庭。
进入韩国电影新浪潮，《寄生虫 Parasite (2019)》以黑色幽默和类型混搭，重新界定了当代阶级叙事的可能性。奉俊昊将底层家庭与富裕家庭的空间差异、生活方式与心理距离，转化为惊险而讽刺的视觉游戏。阶级流动的幻想在片中反复被打破，地下与地上、主人与仆人的界限始终模糊。影片用极具现代感的节奏和场景调度，将社会结构的冷酷与荒谬推至极致，其全球影响力印证了阶级矛盾的普世性。
而在美国家庭与阶级流动的主题上，《美国往事 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 (1984)》提供了一种史诗式的回望。导演塞尔吉奥·莱昂内用跨越数十年的叙事，对美国“梦”与现实之间的裂痕进行深刻拷问。阶级的上升与堕落、友谊与背叛、道德与欲望，在影片精心编织的时间结构中相互缠绕。与《现代动作美学：六部代表“动作新纪元”的影片》所讨论的类型突破不同，这里阶级冲突成为历史变迁的见证，也是个人命运无可摆脱的枷锁。
印度电影《流浪者 Awara (1951)》则将阶级冲突融入到爱情、家庭与个人身份的交错中。拉兹·卡普尔通过歌舞、夸张表演与充满隐喻的叙事，描绘出印度社会中贫富分化与体制壁垒。主人公的流浪不仅是对阶级固化的反抗，也是一种对自我救赎和社会公正的追寻。印度歌舞片独有的情感张力，使阶级主题在情绪与形式上都极具冲击力。
最后，《寄生上流 Parasite (2019)》的成功，也让人重新关注巴西电影《上帝之城 City of God (2002)》。这部影片用凌厉的剪辑与纪实风格，描摹了里约热内卢贫民窟的生存生态。导演梅雷利斯让青年群体在枪火与毒品中轮回，阶级边界与暴力循环相互强化。不同于传统道德叙事，这部电影以冷静甚至残酷的视角，展示阶级如何在血缘、社区与城市肌理中固化。
这六部作品既有视觉风格的突破，也有叙事上的革命。它们共同点在于以具体社会环境为基础，通过家庭、成长、犯罪等不同维度，将阶级冲突转化为可感知的影像体验。同时，每部影片又因其文化背景、时代氛围和叙事策略而独树一帜，从象征化的未来都市、真实的街头巷陌，到全球化背景下的空间错位与暴力循环，为阶级与社会结构主题提供了丰富而复杂的表达路径。